作为连续17年获评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”的标杆之城，成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，锚定“公园城市、幸福成都”核心品牌，以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为抓手，构建闭环落实机制。
从一卷卷方志文献中溯源寻根，便能解锁从“天府之国”到“幸福成都”的历史逻辑，真正读懂成都为什么幸福的深层答案。
自然生态是幸福的物质根基
成都的幸福，既得益于自然的先天馈赠，也源于古人的治水智慧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开篇记载：“地称天府，原曰华阳”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“岷山导江，东别为沱”，揭示成都平原水系的形成：青藏高原的冰雪融水化作岷江，在龙门山与四川盆地的交汇处，冲积出9100平方公里的肥沃平原，造就“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”的优越气候，形成“无亢旱之虞、无卑湿之苦、无水潦之患、无霜雪之灾”的优越环境，这是成都幸福的自然禀赋。
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李冰“凿离碓，辟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”，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，让成都自此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时无荒年”。《华阳国志》盛赞其“沃野千里，号为陆海”，稻米满仓、丝麻盈市、茶盐丰足，为幸福生活奠定物质根基。方志中“水绕林盘、渠穿街巷”的记载，正是成都“因水而生，因水而盛”的生动写照。如今，成都人推窗见雪山的盛景，正是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千年诗意照进现实。
宜居环境是幸福的生活底色
成都的幸福，根基在自然生态，底色在城水相融的宜居环境与市井烟火的日常百态，最终落在成都人可感可及的生活之中。唐代《蜀梼杌》记载，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凿解玉溪，“自西北引内江水入城，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”，既便利通航，又疏解水患，又惠及民生。溪中细沙宜于磨玉，景致清雅，成为当时城中胜景。如今的玉沙街、玉带桥，便是当年“引水筑城”留下的印记。从唐宋“两江抱城”的水系格局，到明清“河网纵横、塘堰密布”的水城风貌，方志里“街巷沿水而建，民居依河而居”的记载，绘就了“城在水中、水在城中”的宜居画卷。
清代《成都通览》详记晚清成都风貌：城内516条街巷纵横交错，454家茶馆、1328种川味菜肴遍布其间。“蒸糕担昼夜往来，街巷贸易不绝”，写尽“一街一食肆，邻里皆烟火”的闲适日常。历代方志对“十二月市”多有记载：从汉代桑蚕兴盛而来的“蚕市”，到唐代繁花满城的“花市”，再到明清张灯结彩的“灯市”、暗香浮动的“梅市”，一一展现成都“工商致殷富”的繁荣景象。
《成都府志》所载“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”的治理理念，“家常宴席八碟四碗，价不过千文”的平实生活，让成都人的幸福，成为人人可享、日日可感的市井常态。这种烟火气跨越千年，如今仍萦绕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，流淌在玉林路的夜市中，成为幸福成都最鲜明的印记。
文化气质是幸福的精神内核
成都的幸福，源于成都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内核——海纳百川、包容共生的宽广胸襟。清代《成都通览》记载：“现今之成都人，原籍皆外省人”。元末明初、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移民，让客家人、满人等族群在此扎根交融。洛带土楼的古朴与宽窄巷子的雅致相映成趣，淬炼出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。这份包容，在历代方志中随处可见：《华阳国志》写成都人“尚滋味，好辛香”，不固守本土风味，乐于接纳四方滋味。从唐代“蜀戏冠天下”，到宋代川杂剧兴起，再到融合众长而成川剧，既具本土腔调，又含多元风情，成为滋养市民心灵的心灵寄托。
闲适乐观，更是成都文化最鲜明的气质，也让幸福多了一分温暖力量。元代费著《岁华纪丽谱》载：“成都游赏之盛，甲于西蜀。”浣花游江、上巳游湖等民俗活动贯穿全年，足见成都人俗好娱乐，懂得生活的天性。唐代浣花节万人游江的盛景，宋代锦江夜市灯火映天的繁华，明清“游城墙、游百病”的民俗，都在述说成都人忙时奋斗、闲时寻乐的生活哲学。这份“不疾不徐、热爱生活”的秉性，早已融入城市血脉。成都人无论顺境逆境，总能在烟火日常里寻得欢喜，成为幸福成都独特的精神底气。
翻阅浩繁的方志文献，成都的幸福自有清晰的历史脉络：既有自然馈赠的生态本底，又有市井烟火的生活温度，更有包容闲适的文化品格。从《华阳国志》的“天府”美名，到《成都通览》的市井繁华，再到新时代公园城市的生动实践，这份幸福从未中断，在代代传承中愈发厚重丰盈。它藏在推窗见绿的惬意里，融于烟火缭绕的温暖间，更见于奋斗有获的底气中。绽放在市民的笑容中，融进城市的岁月里。每一个生活在成都的人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答案。（王欣）